福岛核泄露10周年：死于“人为原因”的比死于灾难的人更多

  防止麻雀偷食的纸鸢随风盘旋，海洋性气候独有的大朵白云，搭配黄绿相间的庄稼地，营造出一派日式“小确幸”的田园景象。

  “啪”，斋藤将一部辐射测量仪扔在地上，打破了宁静，也提醒人们悠闲景象的背后可能暗伏杀机：这里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只有50公里。

  测量仪上的数字逐渐稳定——0.263微希沃特/小时，勉强落在官方认定的安全范围内。

  120万吨富含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水”，存放在岸边的1037个巨型水桶中，时不时就有泄露事件曝出，犹如枕边的定时炸弹；

  更糟糕的是，有报告说明，为保护机组安全壳，1号和3号反应堆曾尝试将安全壳内部的气体排出，然而，排出的部分气体发生倒流，可能会再次引发厂房爆炸......

  比如，在政府处置灾害的过程中，民众的信任感被一点点消耗殆尽；日本对于“核废水”的解决方法，惹来国际社会的一片谩骂，口碑严重受损......

  站在10年的节点往回看，人们猛地发现，跟着时间流逝，社会似乎已经走出了灾害的阴影。

  根据日本官方数据，大地震10周年之际，97.5%的“辐射禁区”都已经重新开放，但目前，核电站周边人口仅为2011年之前的四分之一。

  小绵青木的家至今仍在为数不多的“辐射禁区”内，她丈夫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200余年，以种柿子、酿米酒为生。

  为方便打理房屋，当地政府允许禁区原住民佩戴防护设备定期回访，但不允许在里面过夜。

  有一次回家后，小绵发现一只猴子竟然穿着衣服，大摇大摆地坐在客厅，颇有一家之主的风范。

  像小绵一样因为“恋旧”而想搬回禁区的人还有很多。铁次佐久间就已经搬了回来。

  10年前地震发生时，铁次牧场里的130头奶牛不是被辐射杀死，就是被送到屠宰场处死，无一幸存。眼睁睁看着上千升牛奶流进下水道，他感到即心痛又无助。

  2017年，封锁解除，他毅然回到家乡，重新经营起这座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家族牧场。

  “现在我自学辐射知识，做好了随时回复顾客疑问的准备。”铁次再燃斗志，“先辈花了这么多年，从一无所有到开起牧场，我作为牧场的儿子，一定要将它传承下去。”

  当地农业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带着橡胶手套，敲开100至200个桃子、蘑菇甚至大米，将它们塞进辐射检测仪。

  不少非政府组织和村民调查后也认为，10年过去了，福岛农产品完全能达到安全食用级别。

  虽然自核事故以来，福岛县罹患癌症及辐射相关疾病的人数没有显著上升，但不少人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怀疑政府“一切尽在掌控”的论调。

  这些人的担心并非反应过度，毕竟，稍微梳理一下过去十年的灾后重建工程，便显而易见，当地政府确实做了不少败坏百姓信任的事。

  2016年，3/11地震五周年之际，一支志愿者队伍来到距福岛第一核电厂不远的饭馆村。望着当地政府大楼，物理学出身的田尾阳一撇了撇嘴。

  原来，政府大楼前，立着一个气派的辐射检测仪，一尘不染的仪表盘上跳动着红色数字——0.38微希沃特/小时。只是，田尾自己的检测仪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数字，是官方的8到10倍。

  经过调查，谜题终于破解：为了使数字更好看，当地政府特意派出自卫队清扫检测仪附近的核污染，所以看起来辐射量并不高。

  据《经济学人》统计，仅福岛县就有2317人死于“人为原因”，比如药物短缺和自杀，或者换种说法，死于混乱的搬迁计划。这一数字甚至高于该县直接在地震、海啸和核事故中遇难的总人数——1606人。

  核泄漏发生后，由于撤离规模过大，导致不少家庭被迫分开并疏散到不一样的地区。本就不知道家人生死，加之丢掉住房的不安和辐射带来的无形威胁，不少人出现精神问题。

  58岁的渡边浜子就患上了抑郁症。2011年大地震后，浜子在一次短暂的回访中回到已经被遗弃的家。

  废墟里，她拿出准备好的汽油从头淋到脚，又拿出准备好的火种点燃衣角。这起事故引起全日本关注，也吸引了不少公益组织的注意。

  2014年，福岛地方法院针对这起事件做出判决，认定浜子的抑郁症确与撤离计划不周密、不人性有关，最终判处被告东京电力公司向原告家庭赔偿4900万日元补助金。

  这也成为了日本国内第一起因福岛核事故撤离计划不周导致居民自杀的胜诉案件。

  2016年，政府决定取消针对部分撤离灾民的补助资金，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不少家庭将不再租得起外地住房，不得不回到曾经因辐射污染而关闭的家乡。

  信任的口子一旦裂开，民众对官方公布的任何信息都会产生戒心，这导致重建工作事倍功半，白白增加内耗。

  根据分析公司Edel的民调数据，311大地震和核事故发生前，51%的日本民众表示对政府感到信任，灾难后这一数字直接降至25%，尽管截至到疫情前有所回升，但该比例也只有37%。

  有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对于核事故的相关处置（农产品贩卖、核能规划等）是导致民众信任感变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除了灾后重建工作，3/11后，日本社会也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更多结构性问题。

  比如“弱监管”——早在2007年，就有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深专家警告称，“未来50年内，海啸冲破核电站防波堤的概率约为10%”。

  但东电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安全调整。彼时的核监管部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安全监管职责全权交给企业负责。

  再比如，沟通不及时——东电公司故意迟报核反应堆堆芯熔化、第二次氢爆炸后拖了一个小时才将情况报告给首相办公室。

  还有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合作机制、官方对于数据披露的不透明、官僚体制僵化等一系列问题。

  灾难发生后，不少评论家曾乐观认为，作为一代人经历过的共同记忆，3/11大地震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三个重大转折点，帮助振奋不景气的经济，改革愈发僵化的体制。

  改变发生了吗？10年后，一家独立事故调查机构的主席川桥阳一表示，“终究还是错付了。”

  比如一个和企业保持相对疏远关系的监督管理的机构——核能监管局成立了起来、众多能源公司投入巨资修建新防波堤、福岛县政府制定了全新紧急撤离方案、灾区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了96%......

  众所周知，堆芯停堆后，核燃料在未来几十年内仍会继续产生热衰变，因此就需要不断向反应堆内注水才能保持低温。这些水与核燃料接触后，会含有大量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因此只能存放在特定容器中。

  据统计，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大约会产生120-180吨污染废水，在不断降温10年后，核电厂内的1037个巨大水箱将要饱和。因此去年，日本决定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废水排放到大海中。

  经过过滤的废水安全吗？求证过程中，有研究发现用ALPS净化过的污水仍然含有超过人体承受极限的放射性物质。调查一经公布，日本政府公信力遭到严重打击。

  尽管东电公司立马澄清已将废水进行二次净化，但是并没有公开任何数据。国际舆论普遍批评，10年过去了，日本对于灾难事故的信息公开披露仍存在不透明的现象。

  日本首相菅义伟曾经作出承诺，声称日本在2050年前将会实现“碳中和”目标。怎么做到呢？答案就是除了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外，重启核电站。

  高滨市市长就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也应思考一下经济上承担的风险。”不久前，这里刚刚重启了一座超过40岁高龄的核电站。

  2020年东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将起点安排在了福岛的一座体育场里，象征着复兴和变化。后来，疫情造成的奥运会推迟倒像是老天开的一个讽刺玩笑：

  【本文节选自《Vista看天下》，作者刘六七，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